文/道堅
濮人是先秦時期活躍于中國西南及長江中游地區的古老族群，其衍生的“百濮”文化是西南地域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作為“百濮”分支的合川濮人，依托三江匯流的地理優勢，創造了獨特的地域文化，其遺址遺跡不僅是濮人歷史的關鍵實證，更見證了濮與巴從沖突到融合的族群互動進程。本文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從濮人分布、濮國興衰、族群流動、文化遺存及合川濮人遺址等維度，系統梳理濮國與合川濮人文化的歷史脈絡。
一、濮人分布與濮國的興衰脈絡
（一）濮人的地域分布
濮人并非單一族群，而是由眾多濮姓部族組成的“百濮”聯盟，分布范圍廣泛且分散，核心區域貫穿今西南及長江中游多省，具體可劃分為四大板塊：
長江中游地區：以今湖北西南部（恩施、宜昌）、湖南西北部為中心，是濮人早期活動的重要區域，商周時期此處濮人部族與楚、鄧等國相鄰，《左傳》中“楚武王伐濮”即指向這一區域的濮人分支。
川渝地區：涵蓋今重慶大部（合川、綦江、涪陵）及四川南部（宜賓、達州），其中合川因三江匯流成為濮人聚居核心，四川宜賓古稱“僰道”，“僰”即濮人分支，是川南濮人的主要活動區。
云貴地區：以貴州西北部（畢節、遵義）、云南東北部（昭通）為重點，此處濮人后與僚人融合，成為夜郎國的主體先民，今貴州仡佬族即為此支濮人的直系后裔。
中原邊緣地區：部分濮人部族曾活動于今河南南部、山西南部，與中原諸國產生交集，但并非濮人分布的主流區域，后逐漸融入中原文化。
（二）濮國的興衰時間線
濮人并未形成統一的“濮國”政權，文獻中“濮國”多為對某一區域濮人部族聯盟的泛稱，其興衰需結合“百濮”整體發展歷程梳理：
起源與初步發展（夏商時期，約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046年）濮人早在夏朝已見諸記載，《尚書·牧誓》明確提及周武王伐紂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參戰，其中“濮”即指長江中游的濮人部族，說明此時濮人已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部族聯盟，可視為“濮國”形態的雛形。
鼎盛與分散并存（西周至春秋早期，約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世紀）西周時期，濮人部族聯盟規模擴大，周王朝在濮人區域設“濮監”（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濮監簋”銘文佐證），對濮人進行間接管控。此階段“百濮”各分支獨立發展，長江中游、川渝、云貴的濮人部族均形成相對穩定的聚居區，雖無統一君長，但部族聯盟的凝聚力較強。
衰落與融合（春秋中期至戰國末期，約公元前7世紀-公元前221年）春秋中期后，楚、巴等國勢力擴張，濮人遭受擠壓：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征服長江中游濮人，使其成為楚國附屬；川渝濮人則與巴人長期沖突，后被巴國統治；云貴濮人融入夜郎國。至戰國末期，隨著楚滅夜郎、秦滅巴蜀，“百濮”各分支逐漸失去獨立部族形態，“濮國”作為部族聯盟的泛稱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濮人融入周邊族群或演變為后世少數民族。
二、濮族的流動變遷與巴濮關系演變
（一）濮族的流動與分化軌跡
濮族的流動始終與自然環境、族群沖突及資源分布緊密相關，整體呈現“由東向西、由北向南”的遷移趨勢，核心分為三個階段：
1、早期擴散（夏商至西周）：濮人從長江中游發源地向周邊擴散，一支沿長江逆流進入川渝，占據合川、宜賓等水網密布區域（便于稻作與制鹽）；另一支向西南進入云貴，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新的濮人分支。
2、中期收縮（春秋至戰國）：受楚、巴擴張擠壓，長江中游濮人向川渝、云貴遷徙，與當地濮人匯合；川渝濮人則向嘉陵江、涪江上游遷移，部分進入合川深山區域，形成“分散聚居”的格局。
3、后期融合（戰國至秦漢）：隨著秦統一六國，濮人徹底失去獨立部族空間，川渝濮人融入巴文化，云貴濮人成為夜郎文化主體，長江中游濮人融入楚文化，最終完成從“百濮”到多族群融合的轉變。
（二）巴國、巴人與濮國、濮人的關系：從沖突到融合
巴與濮作為西南地區兩大古老族群，其關系經歷了“相鄰對峙—戰爭沖突—統治融合—文化共生”四個階段，核心互動集中于川渝地區：
第一階段：地域相鄰，各自發展（夏商至西周）
巴人早期活動于今湖北清江流域，濮人聚居長江中游及川渝，二者地域相鄰但交集有限。巴人以漁獵、青銅冶煉為特色，濮人以稻作、制鹽為核心，因資源分布不重疊，形成“并行發展”的格局，合川此時為濮人獨立聚居區，未受巴人影響。
第二階段：巴人西遷，沖突加?。ù呵镌缙冢?/p>
春秋初期，巴人受楚國擠壓西遷至川渝，進入濮人核心聚居區（今合川、涪陵一帶），因爭奪三江流域的鹽資源與耕地，巴濮矛盾激化。北宋《濮巖銘》記載“巴濮鄰國，室家相賊。為狼為蜮，劍血枯蝕”，生動描繪了巴濮兩國（部族聯盟）相互攻伐的場景，合川釣魚山“巴濮二王墓”傳說（相傳巴濮君主會盟互刺而亡），即為此時沖突的民間記憶。
第三階段：巴人征服，濮入巴治（春秋中期至戰國）
春秋中期，巴人勢力壯大，征服合川及川渝地區的濮人部族，濮人成為巴國統治下的主要族群。巴國保留濮人部分文化傳統（如稻作、制鹽技術），同時將巴人的青銅兵器制作、巫鬼信仰傳入濮人區域，二者開始初步融合，合川成為巴濮文化交融的前沿。
第四階段：文化共生，融入巴蜀（戰國至秦漢）
巴國統治下，濮人文化與巴文化深度融合：濮人的稻作技術提升巴國農業水平，巴人的青銅工藝豐富濮人手工業類型，合川出土的商周陶器既有濮人典型的繩紋、網格紋，又融入巴人器物的柳葉形紋飾，體現“巴濮共生”的文化特征。秦滅巴蜀后，巴濮文化共同融入巴蜀文化，成為西南地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濮國文化的跨區域遺存
濮人分布的廣泛性決定了其文化遺存在多省均有發現，這些遺存從不同維度印證了“百濮”文化的多樣性與統一性：
湖北地區：以“懸棺葬”和“朱家臺文化”為代表。恩施自治州現存38處懸棺葬（利川大王壩、恩施月亮崖等），為濮人典型葬俗；荊州朱家臺遺址出土的陶罐、陶釜，其器型與紋飾與濮人陶器特征高度契合，是長江中游濮人文化的核心遺存。
四川地區：聚焦“僰道遺址”與“鹽業遺存”。宜賓僰道遺址出土大量濮人時期的青銅劍、陶紡輪，印證“僰為濮支”的文獻記載；達州羅家壩遺址發現濮人制鹽工具，說明川東濮人早已掌握鹽業技術，與合川濮人制鹽文化形成呼應。
貴州地區：以“夜郎遺址”與“后裔文化”為核心。畢節可樂遺址（夜郎國重要遺址）出土的青銅鼓、陶罐，帶有明顯濮人文化痕跡；今貴州仡佬族保留的“祭濮王”儀式、“折齒”習俗，是濮人文化的活態傳承，印證濮人與夜郎及仡佬族的源流關系。
重慶地區：除合川外，綦江二磴巖崖墓群被判定為濮人遺址，墓中畫像石帶有濮人圖騰符號；涪陵小田溪遺址出土的部分器物，融合巴濮文化特征，是巴濮融合的實物佐證。
四、合川濮人遺址的核心實證與文化內涵
合川作為濮人聚居的核心區域，其遺址遺跡涵蓋考古遺址、墓葬傳說、地名文化等多個維度，完整呈現了濮人在合川的生產生活與文化傳承。
（一）考古遺址：濮人生活的實物見證
沙梁子遺址（鹽井街道，商周時期）
位于涪江左岸臺地，是合川目前發現的最具代表性的濮人遺址。遺址出土大量商周時期的陶器（罐、釜、尖底盞），以夾砂灰陶、紅褐陶為主，紋飾以繩紋、網格紋居多，與濮人陶器的典型特征一致；同時發現制鹽工具（陶質鹽鍋殘片），印證文獻中合川“蒲子鹽”為濮人所制的記載，說明制鹽業是此處濮人的核心經濟活動。
唐家壩遺址（銅溪鎮，舊石器至商周時期）
地處涪江右岸二級臺地，地層堆積深厚，包含舊石器、新石器、商周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完整呈現了濮人先民從采集漁獵（舊石器時期）向定居稻作（商周時期）的演進過程。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證明濮人是合川早期稻作農業的開創者；商周時期的陶紡輪與骨器，反映濮人紡織與手工業的成熟。
器物遺存（合川境內多處出土）
除遺址外，合川城區及周邊出土的商周時期器物，如手制泥質紅褐陶紡輪、帶刻畫符號的陶片、小型青銅飾件等，進一步印證濮人在合川的廣泛分布。部分陶片上的刻畫符號，可能為濮人早期記事符號，是研究濮人語言文化的重要線索。
（二）墓葬遺存：濮人歷史記憶的物質載體
濮人墓葬傳說遺跡
合川境內有三處與濮人相關的墓葬傳說，均見于明清文獻記載：
濮子墓（合陽城瑞應山麓）：明萬歷《合州志》明確記載“濮子墓在州北瑞應山”，今合陽城街道金九時代廣場后方仍有遺址痕跡，相傳為合川濮人部族首領“濮子”之墓，是濮人在合川建立部族聯盟的間接證據。
濮巖寺后山墓（合陽城派斯學院內）：因濮巖山得名，相傳為濮人貴族墓葬，雖未進行考古發掘，但山體巖石上留存的人工鑿刻痕跡，暗示此處可能為濮人墓葬區。
巴濮二王墓（釣魚城插旗山頂）：民間傳說為巴、濮兩國君主會盟互刺后的合葬墓，封土堆至今可見。雖無考古實證，但結合《濮巖銘》中“二王滅跡”的記載，可視為巴濮沖突的歷史記憶載體。
濮巖寺（合陽城派斯學院后山）
始建于唐代開元年間，原名“慶林觀”，因所在山體原名“蒲巖山”（后因濮子墓傳說改稱“濮巖山”），故改稱“濮巖寺”。寺內摩崖造像始于唐代，早于大足石刻150年，現存殘龕30余處，內容以佛家造像為主，部分造像衣飾風格帶有濮人服飾特征（如短衣、束腰），見證了濮人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后期融合。
（三）地名文化：濮人存在的鮮活印記
合川境內以“濮”命名的地名延續千年，是濮人文化傳承的隱性脈絡：
城北區域：濮湖社區、濮湖小學、濮巖路，均因歷史上的“濮湖”（相傳為濮人聚居的湖泊）得名，是合川濮人核心聚居區的直接見證。
城南區域：巴濮廣場、巴濮文化藝術館，以“巴濮”命名，凸顯合川作為巴濮文化交融核心的歷史地位。
江河命名：涪江下游及嘉陵江合川段古稱“濮江”，《水經注》中“濮水出巴郡南充國縣”即指此段，因濮人長期在此活動而得名，是濮人影響地域地理命名的重要例證。
五、結語
濮國作為“百濮”部族聯盟的泛稱，雖未形成統一政權，卻在夏商至戰國的歷史進程中，依托廣泛分布的濮人部族，創造了以稻作、制鹽、懸棺葬為核心的獨特文化。合川作為濮人聚居的核心區域，其遺址遺跡不僅完整呈現了濮人在三江流域的生產生活軌跡，更見證了濮與巴從沖突到融合的族群互動歷程——從早期濮人獨立聚居，到巴人西遷后的戰爭對峙，再到巴國統治下的文化共生，最終共同融入巴蜀文明，構成西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源頭。
如今，合川的濮人遺址與跨區域的濮國文化遺存，共同構建起濮人歷史的實證鏈條，不僅為研究先秦西南族群演化提供了關鍵樣本，更成為傳承地域文化根脈的重要載體。深入挖掘這些遺存的內涵，對于厘清西南文明起源、理解族群融合規律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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