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堅
《華陽國志·巴志》明確記載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奴、夷、蜑之蠻”，這一記載揭示了巴國并非單一族群政權，而是以核心統治族群為中心，融合多個土著與附屬族群形成的多元聯合體。這些族群在巴國疆域內各有分布、各擔其職，既保持獨特文化基因，又通過長期互動形成共生格局，共同塑造了巴文化的豐富內涵。本文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對巴國屬下主要族群的分布、特征及互動關系進行系統探討。
巴國屬下核心族群的分布與文化特質
巴國屬下族群多因地域、生計或習俗得名，分布于今川渝、鄂西、陜南、黔西北的廣袤區域，形成“沿江聚居、邊境設防”的空間格局，各群體文化特質與生存環境高度適配。
（一）濮人：巴地土著核心與農業基石
濮人是巴國境內分布最廣、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族”，因來源復雜且分支眾多被稱為“百濮”，既有世居巴地的古老部族，也有從周邊遷徙而來的支系。其分布以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匯流處為核心，今重慶合川、涪陵及四川宜賓一帶是其聚居中心，這一區域水網密布、土壤肥沃，為濮人發展農業提供了天然條件。
作為巴國農業與手工業的核心承擔者，濮人創造了成熟的稻作文明，合川唐家壩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印證了其作為當地早期農耕開創者的地位。制陶與制鹽是濮人手工業的代表，沙梁子遺址出土的夾砂灰陶、紅褐陶罐釜，帶有繩紋、網格紋等典型紋飾，展現了其精湛的制陶技藝；而遺址中發現的陶質鹽鍋殘片，則佐證了文獻中合川“蒲子鹽”為濮人所制的記載。在文化習俗上，濮人流行崖葬與懸棺葬，信仰體系獨特，部分文化元素通過后世仡佬族（濮人直系后裔）的“祭濮王”儀式得以延續。
（二）賨人：軍事支柱與巴語核心載體
賨人又稱“板楯蠻”，因作戰時以木板為盾得名，是巴國最具戰斗力的族群分支，其聚居區集中于嘉陵江中游、渠江兩岸的川東北地區，今四川達州、巴中及重慶萬州一帶為核心區域，《輿地紀勝》明確記載“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古之賨國都”。
賨人的核心價值在于其軍事力量，《華陽國志》稱其“天性勁勇”，早在周武王伐紂時便作為先鋒參戰，以“歌舞以凌殷人”的戰前儀式彰顯斗志，后又助漢高祖定三秦，因功獲“戶歲出賨錢口四十”的優待，被稱為“白虎復夷”。作為巴國軍事核心，賨人語言成為巴語的主導形態，聲調豐富且軍事、狩獵術語發達，與今藏緬語族的羌語、彝語存在詞匯同源性。考古發現顯示，達州羅家壩遺址出土的柳葉劍、弩機等青銅兵器，印證了其“尚武”特質。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對賨人與廩君巴人的關系存在爭議，部分文獻認為二者同源，但《后漢書》《通典》等均將“板楯蠻”（賨人）與“廩君蠻”分段記載，證實其為獨立族群。
（三）苴人：巴蜀交界的文化中介
苴人是巴人分支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的族群，屬百濮支系，其名稱源于聚居的“苴地”，核心分布區在今四川廣元與陜西漢中交界地帶，地處巴、蜀兩國邊境，是巴國西部的戰略屏障。這一地理位置使苴人天然成為巴蜀文化交流的中介，其文化呈現鮮明的“二元融合”特征：器物既有巴人青銅劍的凌厲風格，又兼具蜀國陶器的細膩紋飾，廣元昭化遺址出土的器物充分印證了這一特質。
苴人與巴國的關系經歷了從附屬到疏離的轉變。初期作為巴國屬民承擔邊境防御職能，后因巴、蜀爭奪資源轉而與蜀國結盟，最終在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之戰中率先被攻占，其族群逐漸融入秦文化體系。文獻記載“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可見苴地的富庶與戰略重要性，而其“通巴蜀之語”的文化優勢，也讓巴國農業技術得以借助苴人向蜀地傳播。
（四）奴人：南部邊緣的濮系分支
奴人是巴國南部的小型附屬族群，記載相對匱乏，推測為濮人分支或西南土著后裔，主要分布于今重慶南部綦江、南川及貴州北部遵義、銅仁一帶，與濮人聚居區重疊但處于文化邊緣。因人口較少且社會發展程度較低，奴人對巴國保持松散從屬關系，僅需繳納糧食、獸皮等貢賦，未深度參與巴國核心事務。
從文化特征看，奴人以原始農業與漁獵為生，器物風格與濮人高度相似但工藝更為簡樸，未形成獨立的文化標識，可視為“濮人文化的邊緣形態”。由于缺乏專屬考古遺址，其歷史軌跡主要通過地域文化遺存推斷，后世該區域仡佬族方言中保留的獨特詞匯，可能是奴人語言的殘存痕跡。
（五）夷人：東部邊境的多族泛稱
“夷人”并非單一族群，而是巴國對東部邊境多個土著群體的泛稱，分布于今湖北恩施、宜昌及重慶東部區域，與楚國接壤。這一群體構成復雜，既包含濮人分支，也涵蓋受楚文化影響的土著部族，形成“巴楚交融”的文化特色。
靠近巴國核心區的夷人部族使用巴語方言，向巴國繳納貢賦；而邊境地帶的夷人則頻繁與楚國互動，器物中出現楚簡文字風格的刻畫符號，甚至吸收楚語詞匯。巴國滅亡后，部分夷人融入楚文化，其余則演變為漢魏時期“五溪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后世土家族的先民之一。其懸棺葬習俗與濮人一致，而祭祀儀式中又融入楚地巫風，展現了邊緣族群的文化適應性。
（六）蜑人：水域生態的適應者
蜑人又稱“蜒人”“蛋人”，屬百濮支系，是長期生活在水域環境中的“水上族群”，主要分布于巫巴山地及清江流域，沿長江、嘉陵江、烏江兩岸散居，以重慶涪陵、萬州及湖北宜昌為聚居密集區。漁獵與航運是其核心生計方式，巴國向中原進貢的丹砂、魚鹽等物資，多由蜑人通過水路運輸。
蜑人語言與其他族群差異顯著，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詞匯中“船”“魚”“水神”等水上生活術語占比極高，與今壯族、侗族語言存在淵源。文化上，蜑人以船為家，住“干欄式”船屋，信仰水神并盛行“祀龍”儀式，其“民風彪悍”的特質使其在巴國水上防御中發揮重要作用。后世“疍家人”即為蜑人后裔，延續了其水上生活的文化基因。
族群互動：從多元并存到文化共生
巴國屬下族群并非孤立發展，而是通過資源爭奪、軍事協作、文化交流形成復雜互動網絡，最終構建起“核心主導、邊緣協作”的共生體系，推動了巴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一）資源爭奪與政治整合
巴國族群互動的初始動力源于資源分配。濮人占據的三江流域耕地與鹽礦，成為巴人核心族群與賨人西遷的重要目標，早期“巴濮鄰國，室家相賊”的沖突傳說，印證了資源爭奪的激烈性。但巴國統治者很快建立起有序的資源分配機制：濮人專注農業與制鹽，賨人承擔軍事保衛，蜑人負責運輸，苴人掌控邊境貿易，通過各司其職實現資源高效利用。這種分工模式使巴國形成“鹽糧為基、軍事為盾、航運為脈”的經濟體系，為其存續提供了保障。
（二）軍事協作與族群認同
軍事需求是族群凝聚的重要紐帶。賨人作為核心軍事力量，不僅承擔對外征戰任務，還與濮人、夷人組成聯防體系：濮人提供后勤補給，夷人負責東部警戒，蜑人保障水上通道安全。周武王伐紂、抵御楚國等重大軍事行動中，均能看到多族群協同作戰的身影。長期軍事協作促進了文化認同的形成，賨人信仰的白虎圖騰逐漸傳播至濮人、夷人群體，而濮人的稻作技術也被賨人、苴人廣泛采用，這種文化共享強化了族群向心力。
（三）語言交融與文化互滲
語言互動是族群融合的核心表現。以賨人語言為基礎的巴語成為族群交流的“通用語”，濮人、苴人語言中大量吸收軍事、行政術語，蜑人、夷人則在貿易詞匯中融入巴語元素。同時，文化習俗的互滲現象普遍：濮人的制陶技藝傳入苴人區域，賨人的“巴渝舞”被其他族群效仿，蜑人的水上祭祀儀式影響了沿岸濮人。這種交融并非單向輸出，而是多向互動——巴人從濮人處習得稻作技術，從蜑人處掌握航運經驗，最終形成“你中有我”的文化格局。
族群歸宿：融合中的文化傳承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后，巴國政權消亡，但屬下族群并未隨之消失，而是通過三條路徑完成歷史轉型：一是融入華夏文明，賨人、苴人因靠近中原，在秦漢郡縣制推行中逐漸漢化，其語言習俗多被中原文化吸收；二是形成新的族群共同體，濮人、夷人等與其他部族融合，成為漢魏時期“五溪蠻”的主體，宋代以后逐步演化出土家族；三是保留族群特質，部分濮人、蜑人遷徙至西南山區，發展為仡佬族、疍家人等少數民族，延續了古老文化基因。
現代基因研究為族群傳承提供了實證：四川羅姓家族的基因檢測顯示其遺傳標記C-MF215856為賨人七姓后裔，2500年來未改籍遷徙，印證了賨人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以漢化形式延續血脈。而仡佬族的“折齒”習俗、土家族的“巴渝舞”遺存、疍家人的水上生活方式，共同構成了巴國族群文化的活態見證。
結語
巴國屬下的濮、賨、苴、奴、夷、蜑等族群，以三江流域的地理格局為依托，形成“各有側重、協同共生”的族群生態。濮人的農耕文明奠定經濟基礎，賨人的軍事力量保障生存安全，苴人的文化中介促進交流融合，蜑人的水上技能拓展發展空間，夷人與奴人則充實了邊緣治理體系。這些族群在數百年的互動中，既保持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質，又通過沖突與融合凝聚成巴文化共同體。
秦滅巴國后，這些族群雖走上不同的發展路徑，但他們創造的文化基因并未湮滅，而是融入華夏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成為西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源頭。深入探討巴國屬下族群的歷史，不僅能厘清西南民族演化的脈絡，更能為理解中華文明“多元融合”的特質提供典型樣本。
（作者簡介：道堅，詩人、作家，重慶市九龍坡區人大代表、重慶市少數民族促進會副會長、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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