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堅
巴人的活動軌跡，從殷商臨近中原，與殷商征戰不斷的巴方，到參與武王伐紂，分封巴子國，建都于夷城。因為強楚的征伐，都城不斷西遷到豐都、江州、墊江（今重慶合川）、閬中等地。巴國最強盛時期，與秦、楚聯合滅庸國后，疆域達到鼎盛。其范圍東至魚復（今重慶奉節），西至僰道（今四川宜賓），北接漢中（今陜西漢中），南及黔中（今貴州東北部及湖南西北部一帶）。在重慶合川的山水之間，嘉陵江與涪江奔騰交匯，孕育出一片承載著巴國千年記憶的巴子城。作為巴國歷史上重要的都城之一，這座湮沒于時光卻鐫刻在文獻與考古中的古城，不僅是巴人“依山傍水”生存智慧的見證，更是巴國從興盛到遷徙、在大國夾縫中堅守的歷史縮影。從《華陽國志》的筆墨記載，到當代考古的實物佐證，巴子城正逐漸揭開神秘面紗，向世人訴說著它作為巴國故都的厚重與輝煌。
一、文獻中的古都巴子城
巴子城的存在，首先源于傳世文獻的多有記載，晉代常璩所著《華陽國志·巴志》云：“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后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這里的“墊江”，便是今日的重慶合川。這里不僅確認了巴國曾以合川為都的史實，更將巴子城置于巴國都城遷徙的關鍵鏈條中——它是巴國從江州（今重慶渝中區）向西收縮，最終遷都閬中（今四川閬中）的“中間樞紐”，見證了巴國因楚、秦軍事壓力而戰略西移的無奈。
明代以來的地方史志，進一步細化了巴子城的具體方位與歷史細節。明萬歷七年《合州志》載：“巴子城，在涪江南銅梁山下，相傳周武王封支庶于此。張均定銅梁山詩云：‘壯識巴子故城基’是也。”詩句中的“故城基”，為巴子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生動佐證；而“周武王封支庶”的記載，則將巴子城與巴國的起源傳說相連，暗示其作為巴人政治中心的悠久淵源。《民國新修合川縣志》更明確指出，巴子城是巴國“別都”之一，與江州、平都（今重慶豐都）共同構成巴國“多都并存”的都城制度，印證了巴人根據軍事、經濟需求靈活調整政治中心的策略。
這些文獻相互印證，勾勒出巴子城的基本輪廓：它坐落在合川涪江南岸、銅梁山下，背山面水，既依托山川天險構建防御，又憑借兩江航運掌控資源，是巴人“以險立都”“以水興邦”理念的典型案例。
二、考古中的巴子城
盡管巴子城的地面建筑因年代久遠已湮沒無存，但周邊區域的考古發現，為這座故都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實物支撐，將文獻中的“巴子治墊江”從文字轉化為可觸摸的歷史。
（一）沙梁子遺址：商周時期的巴人聚落
20世紀80年代，重慶市博物館在合川原沙溪鄉（今屬鹽井街道）發掘的沙梁子遺址，總面積約6000平方米，涵蓋新石器中晚期至商周、明清等多個時期，其中商周時期的遺存尤為關鍵。遺址出土了大量打制與磨制石器（如石斧、石錛）、陶器（如夾砂褐陶、繩紋陶片），以及少量骨器、玉器。這些器物的形制與紋飾，具有鮮明的巴文化特征——夾砂陶的粗獷、繩紋的質樸，反映了巴人早期農耕與漁獵結合的經濟形態；而玉器的出現，則暗示了聚落中已存在等級分化，與巴子城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相呼應。
沙梁子遺址的發現，證明了商周時期合川地區已是巴人的重要聚居地，為巴子城作為都城的“聚落基礎”提供了考古依據——都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依托周邊密集的巴人聚落形成政治輻射，沙梁子正是巴子城周邊巴人生產生活的“縮影”。
（二）張家院子遺址：春秋巴文化的重要遺存
2022年，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合川錢塘鎮湖塘村的張家院子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更讓巴子城的歷史脈絡愈發清晰。此次發掘出土了278件春秋時期的遺物，包括陶器（如鬲、豆、罐）、石器（如礪石）、銅器（如銅削）等，其中部分陶器的器型（如尖底杯）、紋飾（如方格紋），與巴文化核心區域的典型器物高度一致，明確了遺址的巴文化屬性。
張家院子遺址的重要性，在于它填補了嘉陵江流域春秋時期巴文化的考古空白。春秋時期正是巴國與楚國激烈爭奪、都城頻繁遷徙的階段，而張家院子的巴文化遺存，與文獻記載中巴子城作為春秋時期巴國都城的時間線相契合，佐證了這一時期巴人在合川地區的活躍，也為研究巴子城作為都城的“文化輻射范圍”提供了關鍵線索——它不僅是政治中心，更引領著嘉陵江流域巴文化的發展與傳播。
（三）銅梁山與銅梁洞：故都的人文印記
除了地下遺存，巴子城的“靠山”——銅梁山與山間的銅梁洞，也留存著與故都相關的歷史印記。銅梁山因“山巖質如銅色”得名，正如《合州志》所載，它是巴子城的天然屏障，巴人依托山體構建都城防御，體現了“山為城郭”的軍事智慧。
銅梁洞內的摩崖題刻，雖多為宋以后遺存（如宋代周祜、趙彥情的詩文題刻），但歷代文人在此憑吊“巴子故城”的文字，傳遞出巴子城在后世的文化記憶。唐代詩人張均“壯識巴子故城基”的詩句，便是在銅梁山下觸景生情，遙想巴子城當年的雄姿，足見這座故都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記。
三、故都的價值：巴文化與合川地域的精神根基
巴子城雖已湮沒，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早已融入合川的山水與巴文化的血脈，成為不可替代的精神符號。
（一）巴國歷史的“活教材”
作為巴國都城遷徙的關鍵節點，巴子城是解讀巴國歷史的“鑰匙”。它的存在，印證了巴國“多次遷都、多都并存”的政治制度，也反映了巴人在楚、秦等強國環伺下，為生存而不斷調整戰略的堅韌。從夷城（今湖北恩施）到江州，再到墊江（合川）、閬中，巴子城是巴國“戰略西縮”的中間站，每一次遷都都是巴人對生存空間的爭奪，而巴子城正是這場爭奪中，巴人在嘉陵江畔筑起的“最后防線”之一。
（二）嘉陵江流域巴文化的“核心標本”
巴子城地處嘉陵江與涪江交匯處，其選址與發展，集中體現了巴人利用江河地理構建文明的智慧。巴人依托兩江航運，掌控川東的鹽、銅資源（合川周邊曾是巴國重要的鹽泉與銅礦分布區），使巴子城成為巴國西部的經濟與政治中心；而周邊的沙梁子、張家院子等遺址，與巴子城形成“都城－聚落”的文化體系，完整呈現了嘉陵江流域巴文化從生產生活到政治統治的全貌，為研究巴文化的空間分布與發展脈絡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樣本。
（三）合川地域文化的“源頭”
對于合川而言，巴子城是其“巴國故都”身份的直接見證，是合川地域文化的“根”。從周武王封巴人支庶于此的傳說，到巴蔓子“以頭留城、忠信兩全”的故事（相傳巴蔓子曾在合川駐守抗敵），巴子城承載的巴人“忠勇義”精神，早已融入合川的城市品格。如今，合川的文峰古街、巴蔓子塑像等文化符號，皆源于對巴子城歷史的傳承；而巴子城的考古與研究，更讓合川成為巴文化研究的重要陣地，為地域文化自信注入了深厚的歷史底蘊。
結語：誠信巴人千年回響
合川巴子城，這座湮沒于時光的巴國故都，既活在《華陽國志》的筆墨間，也藏在沙梁子、張家院子的陶片與石器中，更融入嘉陵江的濤聲與銅梁山的暮色里。它是巴人在亂世中堅守的見證，是巴文化在嘉陵江畔綻放的縮影，更是合川地域文化的精神源頭。
如今，盡管我們已無法再見巴子城當年的城郭巍峨，但通過文獻與考古的交織，這座故都的輪廓愈發清晰。它提醒著我們，在重慶合川的山水之間，曾有一個古老的王國在此扎根、抗爭、繁衍，留下了屬于巴人的千年印記——巴子城。如巴曼子一樣耿直守信，這也是今天重慶的人文符號與性格特征。
作者簡介：
道堅，羌族，大理醫學院畢業，詩人、作家，重慶市九龍坡區人大代表、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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