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扎實推進第十四屆中國藝術(shù)節(jié)相關(guān)文藝評論工作，有效發(fā)揮文藝評論在引導創(chuàng)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lǐng)風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與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聯(lián)合組織開展系列文藝評論活動。
覺醒的接力——話劇《覺醒年代》觀后
長江師范學院傳媒學院 黃美琪
10月13日，根據(jù)同名電視劇改編的話劇《覺醒年代》在涪陵大劇院拉開帷幕。一踏入劇院大門，便看到百年前的青年們揮舞著報紙，高喊：“號外！號外！《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還未正式觀看演出的我，仿佛已經(jīng)感受到了百年前的先輩追求真理的力量了。
場燈暗下，大幕拉開。一群衣衫襤褸想要突破高墻的人，向著光的方向，一次次拍打著冰冷的高墻。回蕩在劇場的“砰砰聲”，每一聲都是他們對時代的追問和探索。一雙雙在黑暗里奮力掙扎的手，是他們對光明的渴望，對勝利的期待。
在時局動蕩不安，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際，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們，都在為如何拯救中華民族而做出不懈的努力。他們雖有不同的信仰和立場，但殊途同歸，每個人都在為中華崛起和復興接力。
舞臺上的陳獨秀和李大釗有著不同的革命理念和主張。陳獨秀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開展思想啟蒙來喚起全民族的覺醒。他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并以此為載體，向民眾傳遞新主張和新思想。他號召青年們站在時代前列，主動承擔起救國救民的時代重任
李大釗主張采取武裝革命的方式進行斗爭。他在冬至和同學們一同包餃子，探討救國救民的思想。他是同學眼中亦師亦友的先生，也是堅韌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當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戰(zhàn)勝國，不但沒能收回被德國占領(lǐng)的山東，反而被要求將山東的主權(quán)轉(zhuǎn)讓給日本時。在收到巴黎和會傳來的消息后，李大釗領(lǐng)導北大學生罷課，上街游行，反對中國代表在喪權(quán)辱國的合約上簽字。面對政府的暴力打壓，李大釗先生沒有退縮，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宣揚自己的革命主張。
李大釗始終投身于革命宣講事業(yè)，最終不幸被捕遇害。在話劇呈現(xiàn)上，他義無反顧地走向舞臺后的刑臺上，他被架在高高的刑臺上，冰冷的鐵鏈緊緊纏繞著他的身軀。火焰在狂風中跳動，紅與黑的交織、冷與熱的碰撞，在舞臺上形成極具沖擊力的畫面。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大釗先生依舊挺直脊梁，用盡最后一絲力氣高聲吶喊。那聲音慷慨激昂，從高處直接傳到觀眾的心中，傳到百年后青年的心中。
舞臺上的辜鴻銘作為保守派代表，他堅守儒家思想和封建禮教，反對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他身穿長袍馬褂，頭頂長辮，帶著兩位仆人，出門要坐轎子。面對胡適提出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的建議，他囂張跋扈，處處為難。
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有點保守的人，在面對被解聘的英國教授的無理要求時，據(jù)理力爭，運用他的辯論才學捍衛(wèi)北大的權(quán)利。他反對新文化運動，批評西方文化，但始終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中國人的精神——溫良。對他來說，辮子不是封建禮教的象征，而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象征。“我的辮子是有形的，頂在頭上；你們的辮子是無形的，藏在心里。”割了辮子，每個人也應當銘記中國人的身份和中國文化。
陳延年和陳喬年作為陳獨秀的兒子，也跟隨他們父親的腳步，投身于革命的事業(yè)中。他們自力更生，在碼頭打工賺取生活費，后赴法國勤工儉學，最終在上海壯烈犧牲。
陳延年犧牲時年僅29歲。在他到生命最后一刻被要求跪下時，他高呼：“革命者是有站著死，絕不下跪的意志。”陳延年犧牲時年僅26歲。他在就義前說“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話劇巧妙地運用學生們所唱的歌謠，“光陰似流水，不一會兒，課畢放學歸……”，在學生們的歌聲中，通過演員的臺詞直接表達，配合歌謠的展現(xiàn)，將陳延年和陳喬年的英勇就義事跡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如今百年過去了，他所說的已經(jīng)變?yōu)榱爽F(xiàn)實。我們所享受的一切，都是他們這些革命先輩用鮮血用生命，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坐在舞臺下的我們，看著臺上的先輩們，正是對他們的期待做出的最有力，最堅定地回應。
魯迅則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來喚起民眾的思想覺醒，為國家變革提供思想動力。他看清了封建禮教對人性的碾壓和摧殘，當他獨自翻開厚重的歷史課本，起初滿眼空白，逐行細究才在書頁縫隙里看清密密麻麻、觸目驚心的 “吃人” 二字。此時舞臺上巨大的書頁造型也緩緩展開，中間裂開一道狹長縫隙，將這隱藏在歷史深處的真相赤裸呈現(xiàn) 。
“吃人”是封建禮教與舊制度對人性的無情碾壓，它吃掉人的尊嚴、思想與社會活力；這份從字縫里讀出的痛苦最終化作筆尖力量，魯迅以 “狂人” 視角為盾、辛辣文字為矛，寫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作品在《新青年》發(fā)表，如驚雷劃破麻木的社會長空，奮力喚醒在 “吃人” 環(huán)境里習慣沉默的民眾。
與此同時，覺醒的不只有先生與青年們，女性也逐漸走上覺醒的道路。她們不受制于封建禮教的“三綱五常”，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和愛情。身處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shù)女性，沒有受教育的權(quán)利，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她們只能在適齡時聽從父母媒人的安排，成親生子，在家相夫教子。她們?yōu)榱苏煞虻氖聵I(yè)，犧牲自我，做丈夫的后盾。
而從舞臺上展現(xiàn)的陳獨秀與高君曼、李大釗與趙紉蘭、魯迅與朱安、胡適與江冬秀等人的婚姻與感情中能夠看到，女性思想的崛起和解放。女性擁有了自己的代名詞“她”，她們聽從自己的本心，追求自己想要的愛情和生活，不用再受制于傳統(tǒng)觀念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時也敢于向封建禮教作斗爭，不再裹小腳，腳步自由了，思想也變得自由了。
話劇不僅有淚點也有笑點。偉大先輩們?yōu)榱送炀戎袊?jīng)歷了巨大的艱辛和犧牲，但他們也善于從生活中的小細節(jié)里尋找幸福。陳獨秀與李大釗見面時，李大釗送給陳獨秀的大衣；幾位學生舉著橫幅，在北大校園里高喊陳獨秀離開北大時，恰好撞見陳獨秀本人，等他走遠后又接著叫喊；魯迅拿著長木條，標榜自己“不干了”，既把觀眾逗樂了，也使得話劇的氣氛更加活躍。
舞臺細節(jié)方面，劇中人物手里的燈起了很大作用。學生們在兩邊樓房上，齊聲高喊要求政府釋放陳獨秀時，每人的手里都提著一盞燈。學生們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時，兩側(cè)樓梯上放著的只有燈。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三人最開始出場時，他們都拿著燈或手電筒。燈是勝利的隱喻，象征著先烈們在黑暗中舉燈探索前方的光明之路。
最后話劇謝幕時，所有角色走上舞臺，場內(nèi)響起一陣陣洪亮的掌聲。坐在臺下的我，看著臺上的他們。仿佛跨越百年，和他們產(chǎn)生了真切的交流：你們看，這是百年以后的中國，正如你們期望的那樣，可愛和平。陳獨秀和李大釗是最后出場的，他們從光里走來，就像帶領(lǐng)著中國人民尋找光明的道路一樣。
正是革命先輩們一次次地覺醒接力，我們才能享受他們用生命換來的幸福生活。作為百年后的青年人，我們同樣也有自己的覺醒課題：我們要用自己的努力使中國變得更加繁榮昌盛，讓我們的下一代享受我們帶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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