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 潘昱竹
高爾基曾說：“歷史是用激情和痛苦創(chuàng)造的。”新聞報紙，正是這樣一面凝聚著激情與痛苦的時代之鏡，映照出近代中國的風云流轉。然而，這面“鏡子”從何而來？又如何漂洋過海，從一個西方的“舶來品”，逐漸嵌入中國社會？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國際著名研究學者、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梅嘉樂教授著的《報為中用？上海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定位與變革（1872—1912）》（以下簡稱為《報為中用？》）一書，帶領我們回到歷史真實的發(fā)生之地。本書講述的并非“西風東漸”的簡單移植，而是一粒名為“報紙”的種子，如何落入華夏文明的土壤，在風雨中主動調適、創(chuàng)造性轉化，最終長成支撐民族發(fā)展的參天大樹。
嫁接之木：作為文明對話的媒介轉譯
最初的報紙，猶如一粒遠渡重洋的異域種子，若直接撒入東方土壤，恐難破土成苗。《報為中用？》聚焦媒介本身，揭示了《申報》如何通過精心嫁接，讓這株外來幼苗在本土文化的根系上重獲新生。
《申報》的創(chuàng)辦者美查，恰似一位深諳嫁接之道的園丁。他深知，新的生命必須接續(xù)地脈方能萌發(fā)。于是，一場自覺的“文化轉譯”就此展開。時間上，報紙摒棄西歷，沿襲中國特有的上中下旬紀法；版式結構上，暗含八股文的“破題”“承題”“起講”等寫作模式；體裁上，廣泛刊登筆記小品、竹枝詞乃至章回體小說等傳統(tǒng)文學形式。社論中的新鮮觀點，被巧妙地織入孔孟先賢的言語外衣；圣人之言的援引，讓變革主張聽起來像是對傳統(tǒng)的回歸與再發(fā)現(xiàn)；清朝《京報》內容的轉載，更在廟堂與江湖之間，架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信息橋梁，將原本局限于官僚階層內部流通的信息，首次面向更廣泛的社會群體開放。
《申報》披著熟悉的“文化舊袍”，悄然消解了讀者面對新媒介時的陌生與戒備。但這絕非簡單的“舊瓶裝新酒”，而是一次充滿自覺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外來的報紙，由此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化沃土，不僅成為中國人觀察世界的窗口，更作為一株成功嫁接的文化之木，在東方大地上開枝散葉，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新聞傳播時代。
抽枝散葉：作為社會催化劑的報紙功能
當“嫁接之木”成功扎根，《申報》這棵文化之樹便開始舒展枝葉，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塑造著近代中國的精神生態(tài)。
其一，培育女性讀者，拓展公共領域的邊界。《申報》通過持續(xù)刊載女子教育、家政新知與詩詞創(chuàng)作，并開辟婚姻、教育等公共討論空間，將女性引入公共閱讀領域。當閨閣筆墨化作報章文字，當私房話題成為公眾議題，“內言不出”的界限便被悄然打破。報紙如同一座無形的橋梁，連接起私密空間與公共領域，不僅重塑了女性的自我認知，更拓展了公共話語的邊界。
其二，形塑都市人格，上海“多重人格”的生成。在租界林立的上海，《申報》以其包羅萬象的內容——從商業(yè)行情到洋場趣聞，從科舉訊息到海外見聞，深度塑造了都市人的“多重人格”。在這里，傳統(tǒng)士人可與西學愛好者并存，守舊儒生能與新派買辦對話。這種看似矛盾的身份組合，實則是上海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它既體現(xiàn)了都市人的身份調適，也折射出開放與轉型時期特有的精神張力。
其三，建構民族主義，喚醒沉睡的共同體意識。如通過報道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等重大事件，《申報》將抽象的“國家”概念，轉化為讀者可視可聽可感的真實場域。當戰(zhàn)況消息、條約內容、評論文章日復一日地出現(xiàn)在版面上時，“同呼吸、共命運”的集體情感被悄然喚醒。報紙讓散居各地的陌生人得以聯(lián)想彼此的血脈相連，這種通過日常閱讀建構的共同體意識，為近代中國的民族覺醒奠定了深厚基礎。
躬耕學海：中西結合的“大循環(huán)”之思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當代，新聞傳播領域卻呈現(xiàn)出與《申報》時代迥異的景觀。放眼當下的學術場，充斥著來自西方的理論概念與研究方法，它們雖拓展了認知邊界，卻難以真正扎根于中國土壤，長成參天大樹。新聞傳播學需要立足本土，開闊視野，采用中西結合的“大循環(huán)”之思，避免沉溺于“以西釋中”的“失語”與“失聲”的困境。正如賀雪峰教授所警示的，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陷入了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小循環(huán)”，而忽視了扎根中國大地的“大循環(huán)”。
在此語境下，德國學者梅嘉樂所著《報為中用？》的研究尤顯珍貴。她把研究的視域聚焦在中國上海這座開放城市的新聞媒體上，而《申報》就是她重點剖析的典型案例。她詳細梳理了《申報》從1872年到1912年的發(fā)展源頭、影響力、定位與變革發(fā)展。從本書附錄所列參考文獻長達55頁，《申報》文章條目與索引占22頁，這一細節(jié)足見作者沉潛史料、尊重語境的扎實學風。作為異域學者，梅嘉樂卻能深入近代中國新聞史的具體脈絡，細致梳理《申報》如何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中完成創(chuàng)造性轉化。這種研究實踐本身，便是對當前學界過度依賴西方概念體系的有力回應。當外國學者尚且能夠沉入中國歷史場域，以沉潛姿態(tài)探尋中國報紙發(fā)展走向的獨特邏輯時，中國學者更應當反思：我們是否在追逐西方理論新潮的過程中，漸漸丟失了躬耕泥土的學術傳統(tǒng)？
學術研究也需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國新聞學的未來，呼喚的不是對西方概念的亦步亦趨，而是立足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不是書齋里的空泛論道，而是扎根田野大地的理實創(chuàng)新。當更多學者能如梅嘉樂教授研究《申報》一般沉潛歷史，在扎實的文獻與火熱的實踐中找尋真問題，中國新聞傳播學才能構建起自身的理論大廈，形成真正理解中國經(jīng)驗、闡釋中國道路的概念與理論體系，這才有望不負歷史、不負時代、不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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